汇率之争为何再起？

就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展、各国努力应对之际，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近日西方国家有人士就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指责我国，称"人民币汇率正在被操纵"。
　　如何看待这次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人民币汇率水平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人民币汇率之争又折射中国经济存在什么问题？本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长江。
　　汇率之争为何再起？
　　杨长江认为，这次人民币汇率之争与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不无关系。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某些西方国家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但是，杨长江同时指出，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由来已久，所谓"政府操纵"无非是其最新版本。这与长期以来，国外对我国汇率政策存在两方面不正确解读有关。
　　杨长江指出，所谓"操纵汇率"主要看两个方面：其一，汇率严重偏离合理水平；第二，汇率的偏离是在政府刻意控制安排之下才出现的。
　　他说，首先在汇率水平方面，人民币被低估已经成为了国内外较为普遍的看法。衡量汇率水平合理性的最为通用的标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有句名言："在所有的国际经济学者内心深处都相信某种形式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成立"，可见这种理论的影响力。购买力平价的思想非常容易理解，它认为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了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经汇率折算后应该价格相同。他举例，以汉堡包为例，如果在美国价值2美元，而在中国价值10元人民币，那么意味着此时2美元的购买力与1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因此汇率就应该为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最为权威的购买力平价是由世界银行发布的，长期以来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水平保持在12左右，而现实中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汇改前约为18，目前仍然保持在16.8左右。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被很多人包括大批国内学者错误地解读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了，中国商品的价格水平远远低于美国，从而认为中国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其次，从政府的行为特征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汇率政策监督原则》中提出了认定操纵汇率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政府长时期大规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单向干预。中国近年来持续顺差使得政府被迫入市以稳定外汇市场，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确实也为某些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的人士提供了借口。
　　人民币被低估了吗？
　　"长期以来，人民币被低估成为国内外较为普遍的看法"，杨长江说，"这是由于对'购买力平价'没有深入认识的结果。我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被低估，起码是没有被严重低估。"
　　杨长江解释，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早已放弃了现实汇率只有符合购买力平价才为合理的看法，相反，它承认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其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存在着系统性偏离，经济越不发达，汇率用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就会出现越严重的低估。其实这个现象非常容易理解。以中国为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符合购买力平价时，两国商品价格相同，而人民币被低估，则意味着中国商品的价格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美国落后，物价也低于美国，这一现象是与我们的生活常识相符的。从国内来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经济发达，物价也高昂。"长安居，大不易"，这个规律自古亦然。从国际上来看，经济落后的国家物价自然也较低，不可能与美国相同，只是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从而使得国家间物价的比较更为间接一些，需要通过汇率来进行折算，表现为货币汇率用购买力平价衡量时被低估了，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分析人民币汇率时，如果只看中国一个国家的情况，那么2005年汇改前12与18之间的差距确实触目惊心，两者之比折算出的低估系数为0.25，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只是其购买力平价水平的25％左右。但是如果再看看当时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货币都是被低估的：轻度低估的国家（低估系数0.7至1）占全部国家的比例为14％，中度低估的国家（低估系数0.6至0.4）的比例为40％，低估情况与中国接近的国家（低估系数0.1至0.3）的比例为34％，可以说中国这种低估状况也是较为普遍的。再具体来看，在当时180个左右国家中，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用人均国民收入为指标）用名义汇率折算时约在100位，用购买力平价折算时约在120位，而中国的货币低估系数排名（也就是物价水平排名）约为130位，两者之间还是基本相符的。可以说，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符合经济规律，当时情况尚属正常范围。
　　"值得欣喜的是，现在这一看法已经开始为部分国际学术界专家所接受。"杨长江说，2007年国际上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人民币汇率的论文，在运用了购买力平价以及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可以用其较为有趣的论文题目来表达：《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被高估了》。
　　而真正使得事情进一步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是在2008年4月世界银行公布了最新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结果。负责这一测算的"国际比较计划"项目组承认，长期以来在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中存在严重误差，在1980年代开始这一工作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只是对广东省和香港的部分商品进行了取样，以广东省来代表整个中国内地的价格状况，而以香港来代表世界市场价格情况，计算出了当时的购买力平价，随后的年份只是根据物价指数来逐年进行调整，并没有重新测算。在最近几年，他们重新启动了测算工作，在中国内地选择了多个城市来取样，从而算出较为科学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这一最新的数据为13.4。此时人民币与美元间的市场汇率已经升值到了16.8，按照新的数据算出的低估系数恰好为0.5左右。这一低估状况意味着什么呢？目前，中高收入国家的低估系数平均值为0.47，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定值水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些国家，而2008年底国家统计局才宣布中国开始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目前的出口困境，既有金融危机带来外需下降的因素，也蕴涵着人民币升值过快过多给企业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这一最为权威的汇率衡量标准，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被严重低估，相反已经开始出现了高估，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阐明我们的观点。"杨长江表示。
　　汇率之争折射哪些经济矛盾？
　　既然人民币汇率没有被低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央行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这一与操纵汇率接近的现象呢？这其中折射出中国经济哪些深层次问题？
　　杨长江说，问题没有出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上，而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造成了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特殊而又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问题出在中国经济内部。
　　中国经济有两个违反经济学常识的悖论：作为经济在落后的基础上迅速起飞的国家，理应大量吸收国外资本来发展经济，但是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2008年中国输出的资本占了世界资本输出总额的20％；同时，中国一方面以持有外汇储备方式大规模输出资本，另一方面又以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大规模输入资本，而持有储备的年收益率不高于2％，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即跨国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平均约为12％，等于以高利率借钱而同时以低利率拆出。"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实质上的经济含义就是这两个悖论，可以说，这是一种最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收支状况，中国外汇市场上不会出现那样过剩的美元供给，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就根本不会如此困扰着我们。"杨长江指出。
　　双顺差的特殊格局，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特殊困境，杨长江借用《双城记》中的语言作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这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由于中国储蓄过多，并且大量民间投资被压抑，使得本应该稀缺的资本，显得过剩了，在本国没有出路不能被利用，于是乎只有以外汇储备的方式大量输出到美国，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提供资金支持。同时，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本国的储蓄无法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只有去以较高成本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才能使得这些投资成为现实。可以说，资本过剩与稀缺的并存，反映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国储蓄已经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根本性问题。"
　　杨长江最后指出，金融系统的低效还不完全是金融部门自身的问题，而是近年来一系列矛盾累积的结果，根子在于改革的滞后。从储蓄高于投资这一现象来看，中国接近50％的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一，这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直接相关，居民不敢消费，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始终得不到发挥；民间投资不足则与近年来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有关，民营经济被限制在轻工业等传统部门，自发的产业结构升级被打断，在垄断保护下部分国有企业的低下效率得以维持。可以说，最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压力突然加剧，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而受到某些阻力有关，如何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来推进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如何寻求破解之道？
　　人民币汇率引发的国际压力，说明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容回避，关键是要根据成因来选择合理的方式。人民币汇率破解之道在哪里？
　　近年来，国内外形成了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消除顺差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平衡；另一种则是认为要以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为突破口，改变目前的双顺差格局，从而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自然迎刃而解。杨长江认为，后一种方法才是治本之策。
　　他说，前一种思路近年来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并且也与国际上流行的通过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来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全球调整思路相符。这一思路实际上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除了前文分析过的人民币汇率并没有严重低估问题这个理由外，试图用人民币升值来消除顺差也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幻想。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升值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出口的大量下降，意味着这些企业的大量倒闭，由此引发的失业问题将是中国无法承受的。以升值来实现企业技术升级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产业层次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升值来迅速达到，相反会失去价格优势这个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种调整思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2008年开始浮现，并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叠加从而使得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杨长江指出，在当前这个特殊时刻，必须以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为抓手，标本兼治、侧重治本，从而不仅消解"操纵汇率"等现实压力，也为中国经济的长久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他建议，从近期的应对策略来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性，要让西方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结果，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同时，在"汇率操纵"的认定标准上，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指出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非为了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而是在中国经济存在失衡情况下的一种被动干预措施，这种干预将随着中国经济内部矛盾的逐步解决而逐步减少，与通常出于国际收支目的进行的干预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此外，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运用上，要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双向变动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避免热钱的流入以及大进大出；在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同时，也要根据经济的运行情况而适时使用，维护中国经济的稳定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当前最为关键的是，抓住金融危机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契机，以解决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为主要政策取向，将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释放消费，通过减税等办法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来释放投资，从而在根本上纠正当前的双顺差问题，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实现中国经济在关键阶段的顺利转轨。